黄奇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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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奇逸,1950年生于四川井研县。1980年硕士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徐中舒先生处,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退休教授。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,古文字,中国文化。
中文名
黄奇逸
出生地
四川井研县
出生日期
1950年
职    业
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退休教授

黄奇逸学术著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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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的荒原》,巴蜀书社,1995年。
《茶边栖心录》,伊犁人民出版社,1999年。
论文:《古国族名前“有”字新解》、《甲金文中王号生称与谥法问题的研究》、《诗王风、二南地望辨》、《释沃丁》、《商周研究之批判提要》、《商周研究之批判辨疑》、《甲骨卜字解》。

黄奇逸相关介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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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奇逸:重"审"甲骨不言狂——一位另类教授的另类探索
作者:戴善奎
编者手记: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一种执着在字里行间奔涌,他——对事业的痴狂,对甲骨的热衷,对生命的无悔,从厚厚的《历史的荒原》和《商周研究之批判》中就可见一斑;他——勇于挑战旧知识的局限,勇于挑战甲骨界的研究权威,勇于挑战甲骨研究的不合理体系;他——是怪人,是狂人,是奇人。他就是四川大学教授黄奇逸先生,精神的富有与物质的贫乏铸就他别样的人生。
一套两卷集超过百万字、很不谦虚地要和司马迁与王国维等“商榷”的甲骨学、上古文化专著,目前正在巴蜀书社赶印。是谁这么狂,要出“地震书”?“我不喜欢抛头露面,很不愿意接受采访。”书的作者、四川大学(以下简称川大)历史系教授黄奇逸,一来就表明他的低调。他的住处很乱,书房里字画横陈让人无插足之地,另一间书法小屋则霉气充溢。想要泡茶还得现去烧水,方便起见他邀我们到附近观音桥一家大院茶社恳谈。他的茶杯是寄存在此的,端出来的杯子杯沿有三个缺口、一圈茶垢,内泡粗制铁观音,可见虫眼。学者的不拘,由此可见一斑。提袋里掏出厚厚一本“书砖”《历史的荒原》:“这几十年,我形成了两个学术体系,这本书是构造上古文化新结构体系的,和司马迁《史记》的结构不同。”黄奇逸出语不凡。
黄奇逸以初中生的底子考上川大历史系研究生的,简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!他这实际上得益于自小“啃书”。知青回城后,在工厂打过铁,当过体育教师。在“万人不读书,读书是瓜娃”的年代里,黄奇逸却狂读度日。父亲每周从熟识的四川师范大学图书管理员那里,用小军挎包借回一袋书,黄奇逸教完两节体育课后就埋头读书,每晚读到三四点,闻鸡方休。以一天一本的速度吞咽。“那真是读了大量的书,近代名家的都读得差不多了,梁启超的十几卷《饮冰室全集》,六十种元曲,鲁迅与闻一多的书……”父亲每次带书回来的时候成为他最盼望的时刻,读得父亲忍不住说他:“你读得太快了,都不好找书了,只有找更偏的。”若干年后,黄奇逸还对法国电视二台一位女记者讲我是受过法国文化熏陶的。对方笑着问:“你最喜欢法国哪本书?”他回答:“夏多布里盎的《墓畔的回忆》。”
当时某子弟学校差一个高中历史教师,让黄奇逸一试。当他走上讲台时全班起哄:“哪有初中生教高中生的?”然而课上完,学生却不让下课:“再讲一会儿吧!”校长当场拍板留任。凡他的课满堂鸦雀无声,连最调皮的学生都捏着拳头说:“上黄老师的课哪个要闹,我们拳头可不认人!”课上得好,他第一次体会到成就感。当了教师读书时间更多。一天,正读纸张发黄的《楚辞集注》,被工宣队发现:“读啥黄色书籍?”黄奇逸答:“读的是毛主席送田中角荣的书。”对方语塞,幸免被批判。一切为读书服务,怕人家干扰读书,他为人就格外谦谨,老远领导来了他就赶紧让到路边:“呃,书记好!” 书记看他不顺眼:“成天读封资修的书。”学校有个加薪名额,全校七十多人竟有六十多人投他的票,书记气得够呛,强行决定把加薪名额给另外一个人,并当场问黄奇逸:“你服不服?” 黄奇逸回家后对父亲讲:“我想辞职,呆不下去了。”
“那你咋生活?”
“靠你供嘛!”
“说瓜话!”黄奇逸常到人民公园喝茶。屡次遇到一位吴先生在那里讲学,天文地理侃侃而谈。父亲看看读书读迂了的黄奇逸说:“只怕你还当不到姓吴的份。”
1978年,黄奇逸同上百人一道投考川大名师徐中舒的研究生。展开试卷,考生头都大了:一道《古文字学与历史科学》的吓人考题让人呆怔。黄奇逸一开始也不知所措,于是他自我嘱咐:“不能慌!否则这辈子就没戏了!”拟出12条提纲,一一陈述。结果被徐中舒先生打了95分。成都的报纸为此还做过报道。吴先生也参加了此次考试,专业课仅得几分。问黄父:“你儿考了多少分?”
“95分。”
“不可能,那题目徐中舒自己都做不下来,那是人做的题呀?”
读研究生之后,黄奇逸读书更“痴”,关在一间教室里除了吃饭就是攻读,夜半方寝。次日听到同宿舍的喊:“黄奇逸,食堂要收黄桶了,稀饭没了。”他这才一跃而起。同学们写出打油诗:“名士风流大不拘,花脸买饭谁憨痴,两天才洗一把脸,中午漱口何嫌迟?”
毕业答辩中,徐中舒、张政、李学勤、胡厚宣等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到场,给予黄奇逸较高评价。1980年,黄奇逸毕业留校。徐中舒几次约谈,要他报考自己的博士生。话说到这程度:你就是两三门不及格,我都要收——当然你不会考成这样。
黄奇逸思想却产生“核变”,不想考博。他在参加徐中舒主持的《甲骨文大辞典》编写中,有机会接触到海内外汇集于此的十多万件甲骨文图片资料,发现旧的研究体系存在问题,“旧方法考释的每个字,放在甲骨文中去通读都困难,就是在一个字的隶定上,旧体系也矛盾百出”。一片“粹(784)”的甲骨上,A字旧释为“今”,小篆中此字作A。与甲骨文字形不类。按“今”的读法,在多片甲骨文中读不通;又如“土”,《甲骨文编》旧释为“有”,理由是“以文义核之,确与有无之有同义”。《甲骨文字典》称:“字形结构不明,疑为牛字之异构;盖古以畜牛为有,故借牛以表有义,后世乃以从右持肉为有。字形上,“土”与“有”一点不沾边,理由上十分牵强。甲骨学旧体系还把与“有”读音相近的“又、侑、尤、祐”等读音相近的字,都通假过去。这样,近千条以前读不通、讲不通的有‘土’的甲骨文,便“无坚不摧,似都可依约定而讲通。即便这样,仍有编号为“游(67)”等的若干甲骨中,不好解释。
黄奇逸细读旧体系考释的所有甲骨文,放回到甲骨中去,没有一个可以完善到把凡有此字的甲骨文全部读通的。照约定之法通读,好则可读通百分之八、九十;有些半数读不通,有些则全然不通。
千百条微观反常现象,使黄奇逸开始怀疑王国维等为代表的“甲骨学体系”,发觉自己曾深信不疑的旧体系是建立在约定基础上的。先在头脑中有了先验的甲骨学模式,即肯定甲骨文是商帝对自己生活中所有问题的卜问,每条甲骨文是一种语言叙述性文字,有此固定概念后,再来拼每个甲骨文单字,看它们在这种模式中适合什么位置,能约定就千方百计地约定,不能约定的就硬加指派说它是什么,此种“先轮廊后填充”之法实不可取。“这种模式,是在其基础没有被科学地反复地验证与审视,经王懿荣、罗振玉这些初始研究者浅浅打量后,是以‘王’字的研究作为开端,并以此建立了整个体系固定的轮廓的。”他们首先把甲骨文中的“王”字隶定为商最高统治者的王字,再加上“1”字的认定,便肯定这是商王卜辞。王卜辞一定,关于商王的一切都该包括在内,学者们一哄而上,“有了这种人众势大的固定模式,后继者王国维及董作宾等都入其套路、定式,不能也不愿摆脱与再审视此定式。”
黄奇逸认这,“王”字应是祭品中的“玉”字,商代君主称帝而不称王,古代称谓中,“帝”是高“王”一格的,《史记·殷本纪》说:“周武王遂斩纣头……其后世贬帝号为王。”《左传·僖·二十五年》云:“今之王,古之帝也。”典籍上,都只有帝乙、帝辛之称,没有称王乙、王辛的。放在“粹(432)”甲骨中,只有读成“王陷王”,不通;而“卜(187)”甲骨中,则读成“王小令”,费解。甚而,还有倒写成“土”的甲骨,若是君王,谁敢王字倒写?读不通的地方,实在太多太多!
疑团成百上千,在编写《甲骨文大辞典》时,常有磕绊。黄奇逸和诸同学发现某字解释不通,交徐中舒老师看,徐老也很碍难。于是编写组定出规矩:只要这个字是甲骨文某大家考释的,不通都不管,有人负责就行,一有疑难,只须标出“此字,某某先生解释为……”,再将那一段释文抄录即可。
对“殷墟妇好墓”的研究使黄奇逸获得重大突破。商帝武丁之妻被认定为“妇好”。他却在《殷墟妇好墓》一书的图52中,发现两个铭文“XX”,上下排列、隶定为“子”、“女”的两字被中间一个“X”字断开,这还能叫“妇好”吗?由是想到,所谓“妇好”,不过是学界一种约定。
“我发现甲骨文不是‘卜辞’,而是‘录辞’,是祭祀问神之后的备忘录。郑玄说‘卜日与牲’,《左传》讲,卜问日常事务不须记载,为啥卜问宗教祭祀中的日与牲要记录?怕以后记不住,对神不敬,面临灾难。因此,上古文化全变了。甲骨文全是祭祀文字,简单记录,不是表达生活的日常文字。所以卜辞跟不上语言。孔子以前,存在文字黑洞,使用的是非有效文字。钱玄同就很疑惑:以孔子的才具,咋会写出《春秋》这样记录不清的书?是否假托孔子?实则在那个时代,其他诸子都存在文字能力差、跟不上语言的问题。如果6000多甲骨文都是形声字,咋能记录不下古代的历史?周公《尔雅》以后,才开始用祭祀文字假借标音,改造成日常文字,所以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里有‘本无其字,依声托事’之说。传统的甲骨学研究认为可以从小篆无限上推到春秋、殷商,直到甲金文,我认为不对。尤其两个民族代换的时候,这种推演更成问题。”如果读博士,这些想法在徐老那儿肯定通不过。花费几年,写一篇自己不同意的论文,可通过,但违心。写一篇不违心的论文,又通不过,不划算,故而放弃考博,走上艰难而漫长的研究之路。
圈内,黄奇逸以“狂”闻名,最早还应追溯到1982年,刚毕业不久的小人物,不先写纤杂小文,突然来“莽”的,推出《甲金文王号生称与谥法问题的研究》,由此把自己推上祭坛。
事关全国几万件出土铜器断代问题。如此多的铜器,都是以几十个敲得定年代的标准器作为断代标准。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做器和活动是同时的,是为“生称说”,例如一件铜器,有铭文记载:成王与器主在某地活动,成王赏赐主人东西,主人很荣耀。王国维先生曾撰文《蹫敦跋》道是有成王在场,做器时应该是活着的。这样,该标准器便应是成王时代的器物,学术界均表同意。成为断代定论。黄奇逸读《僪敦跋》后,分析王国维当初未看破铭文假象。器主做器,往往滞后若干年,甚至是几十年,实际到了康王时代,成王生前只称王,“成”是康王时加的谥号。此类事情,春秋左传很多,孔子时代,常与季康子活动,季康子生前无“康”字谥号,是后来学生加上去的。因此,黄奇逸认为活动在先,做器在后,铜器上的是身后谥号才解释得通,是为“死谥说”。
文章一出,学界哗然,大有“轻薄为文哂未休”之唾。客气的,说“黄奇逸研究问题,有点像理工科”;不客气的,视之为叫板王国维的断代标准:“一刀砍到王国维头上去了,狂!”走在路上,“狂生”难免被诘问:“你的意思是你比王国维还凶?”
“我哪是这意思!”
“你摆的架势就是这样!”
对此黄奇逸苦笑:“不想得狂名都不行!”有哪一个狂人,愿以20年代价为“狂”字买单?也罢,他干脆刻下“枉得狂名”、“先觉为狂”两方印章。
现在,要开创甲骨学新体系,岂不是狂之又狂!黄奇逸开始另立门户写作《商周研究之批判》、《历史的荒原》,内心却痛苦乃至绝望!“你是在摧毁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,面对上百伟大学者,告别好大一个神坛,另设祭坛,这是对的吗?”王国维是徐中舒的老师,自己是徐中舒的学生,背逆师爷另辟蹊径?逆向探索,求索比顺接更须付出代价。写作中,上百次地停笔,不愿往前走,无数次自问:“你的发现是真的吗?和曾经顶礼膜拜的人争锋,该走这条路吗?”理智认可自己的发现,感情却不认可,常常想得泪流满面,疯子一般。
甲骨学难道就该停止在某个既定的页码上,永不翻开新页?中国文化传承中,“因循枷”永不可解?最失意的是找不到人讨论,事事独闷于胸,浑如天地一沙鸥。身的孤独,是一种原罪,心的孤独,是罪之重罚。否定了旧的,新体系又如何建立?唯有在逐年批判中逐年完善。
助教一职,黄奇逸就干了8年。讲师一职,又原地踏步17年。月入一千多元,和同窗狠狠的差了几个等级,收入只及人家三分之一。学术论文无处发表,说得对的也被当作“狂话”。任何评奖,尽皆无份。申请学术基金,更谈不上。按理,这么大一个课题,不论学者持何种观点,都是有价值的。黄奇逸最初也申报过一次,石沉大海。由此他摇头:“换个人,可能想一晚上,选题就能报准,我研究了十多年,还上不了筛选名单!”于是他死心。住房,只有和别人合住一间午休房的资格。懒人见弃于世,忙人怎也多舛?大时代也能诞生如此弱势的学人?一个“狂”字,足以打发似水年华。黄奇逸体味了人生重大的挫折感:“我这一生的学术生命,可能打水漂!”虽然悲哀,旋又宽解:“其实每个人都在打水漂,包括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,因为每个人前行的时候都被人修正。”
研究归研究,成型的甲骨学大课,还得按既有的讲。黄奇逸有趣,不讲甲骨学,却开设史学名著课,讲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,偶有“孔子更胜于雷锋”一类发飙之语:“孔子的东西让人思考:为什么该这样?雷锋则不劳人思考:就该这样。”涉及甲骨学,必讲一两段逆反之义,赚得许多掌声。平常不形于色,一上讲台谦谦之态让位于咄咄之气。他语音洪亮,快语满屋,不乏得理不让的霸气。讲课魅力有种超越学科的吸引,即使隔行的人,也会听得津津有味。
学术第一,家庭第二,是黄奇逸的活法。沉潜故纸,不理家政,有碍和谐。夫人也是优秀的职场女性,大家都忙,谁来理家?黄奇逸语气独尊:“我正在做一项重大研究,我不做,就没人去做,而你的工作,别人可以代替。”冲话触痛人,一日夫人告之:“《历史的荒原》书稿被我烧了。”黄奇逸如五雷轰顶,家中一阵疯找,没有!徐中舒先生已作古,甲骨图片资料因物归原主而散去,书稿无法重写。接连四天,他如失常一般,呆坐于火车南站,人潮滚滚,气笛如牛。世界纷繁,身畔清冷。天空澄明,目光迷离。你是不是弄错了年代?放诸胡适先生“多研究些问题”的语境中也行。看匆匆过客,觉得谁都比自己幸福。人生识字,怕真是糊涂之始!人生太没意思了,遂萌生卧轨之念。绝望之极,夫人解压:“书稿没烧,只是藏起来了。”黄奇逸绝后重生般直叫:“快点拿来!快点拿来!”最终,二人劳燕分飞。
“错药”,是为迂人准备的。孤身一人,写《历史的荒原》如独坐荒原。住单身宿舍,做一次饭,当几天餐。街边小面、便宜快餐,成家常便饭。按黄奇逸的说法:“一辈子不想用电脑。电脑上写,没有重誊的过程。而重誊是逻辑再审视。文章写得不能再改了,重誊都能改动。所以我的书稿,至少誊三遍。”写作形同文火煨汤,每天上午写上几百字,下午泡茶馆看书,是为边写边补充,防止被掏空。黄奇逸不怕慢,乐意慢。“我感觉,越慢的东西来得越好,越写越快恐越写越孬,苏东坡时代毛笔够慢好文章却出来了,多产则不精,为求精我情愿低产。”放着电脑不用,天天伏案写字,想必不轻松。黄奇逸承认不是一般的累:“累得筋疲力尽,才有幸福感!”
1993年,50多万字的《历史的荒原》成稿,黄奇逸一身浮肿,血压升高,失眠无力,肾部如顶起两砣石头,胃几乎丧失消化功能。医生诊断为极度肾阳虚:“再不停止,一周内连命都出脱!”开出三个方子:放下工作、改善伙食、运动锻炼。黄奇逸把工作量减少1/3,加强走路锻炼,甚至和学生一起走路去龙泉驿,一天打来回。伙食上,学校的住处没有火头,去找父亲撩起裤脚:“爸,你看我的脚都肿了!”从此,黄奇逸天天去老父处做饭。
一天,黄奇逸在川大文科楼写作至晚上九时,直到有人喊:“晚饭吃得了!一栋楼灯都关完了!”他方才收笔。出校门,沿锦江而行,过九眼桥,腹中已是肌肠辘辘。寻常巷陌有卖豆花饭的,然而最后一家豆花饭小店都已关门。蓦见街边有几位同学正和老板品茗,一阵招呼:“喝茶喝茶!”他说:“饭还没有吃哩。”在座一位丁老板很热情:“正好,这儿有牛肉夹锅魁。”一来二去,黄奇逸和丁老板熟了。丁老板通翰墨,知书懂文,喜欢和文化人扎堆:“奇逸先生,我看你是性情中人,得空就来我家坐坐。我住十九中。”
“太巧了!我也住那里。”黄奇逸的老父就住十九中。隔日晚饭时分,有人来门前呼唤——竟是丁老板设下家宴,特来相邀。颇有几分杜甫当年“肯与邻翁相对饮,隔篱呼取尽余杯”的境况。丁夫人是川菜高手,烹饪可口。周末,诸同学也来丁家聚首,有的还自带碟子播放。道文论时,夺席谈经。黄奇逸也是语健之人,却从不谈甲骨学,而是参谈别人所长,腹中藏卷,皆能深说,甚而还可卖弄。
仁厚的丁老板,深知黄奇逸困窘,隔三岔五就请他到家中吃饭。两三年间,黄奇逸都是常邀食客。丁家伙食丰盛,饭后丁老板夫妇还陪他散步。如此一来,身体明显见好。后来,丁老板因病过世,黄奇逸在灵前跪地而泣。另有一位企业家也欢迎黄奇逸这位食客,专门叮嘱:“你每次一定要五点半来,六点之后,就只有剩饭剩菜了!”
学术著作不赚钱,普遍存在“出版难”。《历史的荒原》要变成铅字,作者至少要承担1.5万元的合作出版费用,这还是最关照的——时逢岁末,出版社尚有几个书号,年底不用,过期作废。“书号算白给,印工费总得付。”社长说。黄奇逸很郁闷:一万五,到哪里去弄?天生我才必有人助,一位自幼相识、私交甚厚的朋友耐心听完这本“黄氏怪书”的内容后,甚为嘉许:“好书嘛!逻辑扣得很紧,算个大突破。”黄奇逸发狠:“我可能活不了好久,谁帮我出了书,马上死了都值!”
老同学向房地产商罗玉文力荐。罗先生道:资助,没问题。但地产商说起来有钱,流动资金有时候却“分文没有”。翘望数月,1.5万元在哪里?罗老板一狠心,从自家存款里取钱:“钱紧得很,1.5万元拖到现在。”黄奇逸已经很感动,罗先生逗趣:“黄老师,手抖不抖?这辈子有没有一次拿过上万元?”后来,二人成了要好的朋友,罗先生生意也不做了:“年轻时,想钱得很,现在有钱了肚皮里货少,很悲哀呀!想读书得很,干脆跟着你读书。”《历史的荒原》推出仅一月,一千册就销售一空。
1995年,黄奇逸的《历史的荒原》一书出版后,有人提醒:“你该申报副教授了。”黄奇逸的倔劲又上来了:“要当就当教授,就凭这本著作,也远远是教授以上的水平!”因此,每次申报他都报教授。直接跃两级,学校向无先例。黄奇逸说:“副教授?我不要!就当老讲师,我少年时的启蒙老师徐仁甫,在四川师范大学也只是讲师。”
就是这位徐仁甫先生,初次见面就以孟子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”的名言激励他:“啥都弄得好的人,绝对做不出大事。很多先哲,都是凄凄惨惨的。”“大任”之说很悲壮,弄不好也会迂人,足以铸造知识分子的清流品格。性格即命运,虽然有些宿命,但是事实。要选说话直白、脱口而出的人物,非黄奇逸莫属。其人从小率真,又扎进书斋自成一统,同外界隔绝,连修炼性格的时间都自我剥夺掉。也许,大学该是广纳天下奇才、最能容忍学术怪人的地方,就像当年德国学院集纳尼采、叔本华这类的思想者一样,思想者只有在不羁的生态中诞生。尤其是一个重大探索的初始阶段,探索者身处草莽而不被看好,学府应该是“性格即命运”的终结地。
甲骨学新体系已足以使一个人耗费终生精力,黄奇逸却又同时在“第二战场”折腾。“我的学术体系是两方面:除甲骨学外,另一个是上古文化新结构,和司马迁《史记》的结构不同,司马迁主要是以人物、事件过程来讲古史,我所研究的上古文化体系,主要谈古代人类精神与文化结构。”他认为上古文化一直笼罩在“儒家解释体系”下,“其要害是宣传今不如古,这是把以往落后生存状况下人们不得不相互依存的关系,完全解释成人们敬恭逊让自觉遵守的一种社会精神与美德;把远古君王在恶劣自然条件下不得不勤政劳苦的形象,完全解释成君王们自觉自愿的一种‘内圣外王’的享受。”为避免旧有的思维定势,黄奇逸确立了“四维”眼光:第一维,事件;第二维,事件、制度与精神在时空中的变化与流程;第三维,事件、制度后面主宰上古文化的宗教精神;第四维,无文字与“非有效文字”伴随下的口头传说与历史种种的变相形体。“有了全方位的四维观察与讨论,上古史才能显现出更真实的面目。”
黄奇逸自费前去司马迁墓拜谒,但见门可罗雀。守门人问他从哪里来,听说是成都的很诧异:“这儿鬼都没一个,你还那么远跑来看。”墓园内野草丛生,仅有几个割草人。墓在山上,面对黄河,气势不凡,是司马迁自选的地方。绕墓,抚土,黄奇逸跪下磕了九个响头。累了他一头靠在石碑上睡了过去。懵懂中醒来,看到清代毕沅手书的墓碑,才想起今夕是何夕。而他研究的上古文化体系,是想对这位伟大史家形成补充!
他还到了邙山。“死葬邙山”使这里成了北方墓场。在此面向黄河,黄奇逸对自己的一些想法进行了验证。他认为,《诗经》的产生具有“共同的背景原型”,并将“诗三百”全部归于祭祀时的祭歌、挽歌和宗教神歌,在《历史的荒原》一书中,他运用了大量的文献学、人类学、训诂学知识,逐一将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中150首诗置于这一“共同的背景原型”中探讨。众所周知的《周南·关睢》诗,原是一首祭祀长诗,追述自己与亡妻过去的懿行韵事,只是后来被搜集整理时删节了。证据之一是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:“《关睢》之乱以为《风》始。”“乱”是诗、赋的卒章,现存的《关睢》没有“乱辞”,古代很可能是有的,只是被删了。证据之二是《论语·八佾》:“子曰:《关睢》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。”《关睢》诗中,不见一点哀戚之情,孔子说它“哀而不伤”,可见它只是祭歌中的一段,复原全貌,应该是有悲情的。清代学者为了解释“哀而不伤”,费尽心力,多到上百种猜想,却没有想到“诗三百”的背景原型是祭歌与挽歌。
“关关睢鸠,在河之洲”,河,应是黄河,吟者所站之地应该就是坟场邙山,黄奇逸在这里恰好就听到了河洲水鸟叫声。男子应在祭奠他心爱的女子,回忆当初如何追求她。北邙山处于阴位,几千年都是埋葬之地。《关睢》属祭祀时吟颂之歌。而不是“淫奔”诗。
大量出土过甲骨的河南小屯,他也去了。他看过历次考古报告,只发现大型墓葬,未见大型宫殿、城池遗址。问当地管理站人员,何以仅凭墓葬就认定这里是殷朝王都?管理站人员语焉不详。旧体系觉得,占卜后甲骨归档管理,所以这里是殷都。小屯为祭场、坟场,故这里只出土宗教祭祀甲骨。按墓葬在北之列,周武王由南边进攻牧野之事,殷代都城恐应在小屯之南,牧野之北。但他说个人力量有限,只有留待别人来研究。
继《历史的荒原》之后,75万字的《商周研究之批判》又在疾书中。他这么拼命,关心者看不下去:“黄奇逸要得啥子,完全把自己当小伙子!”他依然如故。“每天整得筋疲力尽才舒服,否则当天就太可惜了,太阳是给人家升起的!”进入2000年以后,又过了几年,这位徐中舒八十年代的得意门生还是个讲师。国内史学界开会,很多人都奇怪地问: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
2005年,他再次申报教授,获各级评委会通过,校方有关领导也同意升两级。碰见领导,黄奇逸致谢。领导说:“不是我做工作,是你的书自己给自己做了工作,看过书的人也都认为该升两级。”成了教授,工资住房稍得改善。系里大力支持出书,《历史的荒原》扩充到75万字,加上《商周研究之批判》,计150万字,两书合为《洪荒孤棹》上下集,交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,近期即将推出。
我的老师黄奇逸先生——作者:李万生
有多位研究甲骨学和商周史的朋友对我说到黄奇逸先生时,都说:“黄先生人如其名,既‘奇’又‘逸’。”但都没有明说为什么“奇”和“逸”。这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了解黄先生,不需要就这两字的含义作出说明。他们为什么说黄先生既“奇”又“逸”呢?我猜想,是因为他们读黄先生的文章,感觉到黄先生的才气大,写的学术文章很有气魄,论述严密,且很有可读性。我认为他们的看法是对的,但很不够,因为他们对黄先生的了解远没有我的了解全面。可以说,他们是知其然,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我认为黄先生的“奇”和“逸”,在于他不愿做小家子的学问,而他的素养又足以使他把学问做的很好。
除了本行古文字研究、古史研究外,黄先生能写很好的诗,能填很好的词,能写很好的散文,又写小说,写哲学书,还习书法,也画画。这样的多面手,今天能有多少?黄先生的书、画未能与古人争位,但在不断的学习,小说和哲学书我还没有读到,不便发表意见,至于他的诗、词、散文我都是读过的,我认为“很好”。因此,他写学术文章能把哲学的邃密、诗词的精练、散文的活泼、小说的舒展等特点集中起来,于是人们便感到了他的“奇”和“逸”。据我的了解,至少在现在的甲骨学和商周史学界,就才华而言,未有能与黄先生相比的。
黄先生的“奇”和“逸”也体现在他的喜好游览名山大川上。他游览了许多名山大川,每次游览都有大量的诗作产生,间或也有散文写出,因为他注意观察思考,不是走马观花。
黄先生每次出游,都总是乘坐最差的交通工具。比如说乘汽车,他要乘票价最低的。这不全因他薪水微薄,要节省钱,而是因为这样的汽车上“闲杂人员”多,他和这些人闲聊,能知道很多东西。比如说乘火车,他一律买硬座,也是因为硬座车厢里“闲杂人员”多,可以与这些人闲聊。买不到座号,也没有关系,带几张报纸,上车后将报纸往地上一铺,坐在地上,就开始了与“闲杂人员”的闲聊。如果困了,就将报纸铺在有座号的乘客的座位底下,呼呼大睡。醒来后照旧与“闲杂人员”闲聊。
闲聊不是他的活动的全部。如果有灵感了,他就开始写散文或诗。为了不被打扰,他往往离开那些可爱的“闲杂人员”,躲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,坐在地上写。1986年冬他从西安回成都,写了两千多行的长诗《飞雪中的长安》。这诗就是躲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,坐在地上写的。
如果在山上或农田边,他总是满脸堆笑的向他遇到的人问这问那。“大爷”、“大娘”、“大婶”、“老兄”、“兄弟”、“小朋友”……随着他灿烂真挚的笑容首先叫出,所以没有不满意回答的。所以,他的旅途总是很愉快。
他旅行到一地,喜欢逛该地的自由市场。他观察市场的方方面面,同各种各样的生意人说话。所以,每次逛市场回来,他对诸如物价、市面、人情等等的了解,常常会让当地人大为称奇。
黄先生出游,绝大多数都是他一人。偶或几人出游,但到一地后,他总喜欢和同伴约好某时在某地见面,然后就奔他喜欢的目的地去了。
读者已经知道黄先生是非常随和的人。这是对的。我就这么以为。但有人说黄先生很孤傲。随和和孤傲,很矛盾。但在黄先生那里却又很统一。这应该也是他的“奇”和“逸”的地方。
对学生,对小百姓,对乞丐,他总是很随和。但对他认为讨厌的领导、心术不正的人或他觉得讨厌的人,他就很孤傲;即使这些人迎面向他走来,他会眼睛看天而藐然走开,如果那些人要与他打招呼,他会一面轻蔑的笑笑,一面加快脚步离开。
所以,黄先生到底随和还是孤傲,不和他深交的人不是很清楚。
黄先生1980年从名师徐中舒先生处以优异成绩毕业,获硕士学位,在学术上已经有很高的成就,他教过的学生,有的已经是正教授,但他现在仍然是讲师。他不以为意。他天天上午写作,下午到一个偏僻地方的茶馆喝茶、看书,晚上或者找好友海阔天空的谈天,或者独自在自己的屋里写写字,画画画。
黄先生未当教授,仍然屈居讲师之位,有两种说法:一是因为现在的学术界压制他,不承认他的研究成果,一是他要求由讲师直升正教授,不能有副教授这阶段,而学校不同意。他为什么要求由讲师直升正教授呢?据说这是因为他的学生都有当正教授的,自己成就又很高,决非做正教授的学生所能比,因而当副教授很是羞辱。这两种说法,哪种更近真实,我不知道,因为我没有问过他,他自己也好象不大愿意说这事。我每次和他通信和电话时,他说得多的是:“不要着急,不要着急,我们是要和古人争位,不是和今人争位。”他指的是学术上和古人争位。
好了,读者一定想知道黄先生的籍贯和出生等情况了吧。
黄先生是四川井研人。与清末的经学大师廖平是同乡。
黄先生出生书香门第,父亲是大学老师,母亲是中学老师。但他初中似未毕业就“上山下乡”了。恢复高考后,他直接作了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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